●合理的激励机制才会导致好的路径依赖，扭曲的激励机制只会陷入坏的纳什均衡
　
　　近期的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已经进入了很深的层面，以纯粹的GDP的增长作为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显然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中早已发展出了绿色GDP这样的指标，而最近的新制度经济学甚至提出把闲暇（笔者认为这最好以劳动供给曲线达到拐折点为前提）作为一种收入计入GDP。
　
　　中国政府重视GDP的数量而轻视其质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这个事实并不是出于政府的本意。这种“惟GDP增长马首是瞻”的做法内生出了激励机制的扭曲，特别是对官员的激励机制的扭曲。
　
　　在激励机制扭曲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很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越增长系统扭曲越严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力遭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成语“杀鸡取卵”就是对此种现象的一个极端意义上的生动描述。
　
　　为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就如同一个人为了吃饭而吃饭一样，很有可能“食而不知其味”，根本就没有考虑人民生活中的不同“偏好”，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话说就是，忽视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从而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经济发展。
　
　　激励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笔者认为，所谓的制度变迁正是建立在激励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激励机制考虑到了偏好和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以才能够“自动”地促进经济增长，不管是长远看来从好的角度还是从坏的角度。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这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这只考虑到了制度的修改和完善（精细化）的“微观创新”，而没有考虑“组织的宏观创新”，换句话说，它没有考虑制度变迁或曰体制外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微观创新”往往是“组织的宏观创新”在时间上的继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合理的激励机制才能够引导正确的经济发展观，这是中国应该吸取的一个惨痛的教训。中国的计划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不符合比较优势而没有自生能力，正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激励机制的引导。诺思曾经说明过，如果社会创造出了对海盗行为的激励，那么海员就会变成海盗；如果社会创造出了对交易行为的激励，那么海盗就会变成商人。合理的激励机制才会导致好的路径依赖，扭曲的激励机制只会陷入坏的纳什均衡，这就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启示。
　
　　中国的经济具有转轨加发展的双重特征，或者说具有转型经济学家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特征，并且这个特征是由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措施内生出来的。一方面，中国要从“计划轨”转入“市场轨”，这个转变实际上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转变（制度变迁）；另一方面，中国要用经济增长来解决转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从而化解风险，而经济增长又必须靠一定的激励机制来维系。问题在于，前者纠正了激励机制的扭曲程度，而后者却在无意中增加了激励机制的扭曲程度，从而出现了一个前后不一的矛盾，这实际上是中国的“激励机制悖论”。
　
　　这一悖论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采取新的可度量的指标，并且这个指标必须围绕着正确的激励机制展开和设计，要不然，继续采用老的指标只会导致激励机制扭曲程度的不断加深，从而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中国经济社会主义市场化的进程，从长期来看，也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 
　　　　　　　　　　　　　　　　　　　　　　　　　　据《国际金融报》